另一个领域是推动标准制度完善，除重大标准由国家自上而下统一推动以外，更充分发挥团体标准的作用，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技术进步与创新。

[40] 伍俐斌：《也谈港澳特别行政区的缔约权》，载《当代港澳研究》2017年第1辑。张亮、黎东铭：《粤港澳大湾区的立法保障问题》，载《地方立法研究》2018年第4期。

毕竟，港澳回归社会主义祖国后，其政治体制，及其在中国整个规范体系和治理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可能不变。此处需要说明，外交部驻港驻澳的两特派员公署、两中联办、两驻军等都不是两基本法第二十二条所称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在特别行政区设立的机构。[17]正如王振民、孙成的研究所指出，虽然香港法院适用宪法的情况不乏实例，但都集中于特定案件或特定问题上，并未在宪法审查这一典型形态上适用过宪法。实际上，中央特区关系是中央政府与特区政府（及港澳社会）的关系，在我国虽有特殊性，但本质上和一般的中央地方关系别无二致。[38] 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整体情况，参见胡云腾：《全面设立巡回法庭的重大意义》，载《法治现代化研究》2017年第1期。

就内地港澳关系而言，最实质的法定权力是港澳方面的依照基本法自行处理对外事务之权。而根据宪法，这个裁决者恰恰是全国人大自身。[19] 黄明涛：《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边界》，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1期。

[10] 同前注[4]，邓小平书，第61页。我国宪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政府的职权是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各项工作，即便没有限制跨域合作，至少也没有授权地方政府得任意为之。[31] 学者对一地两检相关协议制定程序的批评，参见朱孔武：《粤港澳大湾区跨域治理的法治实践》，载《地方立法研究》2018年第4期。无论如何，所谓社会主义至少具有政治体制和社会、经济制度这两种不同指向。

[41] 参见曾华群：《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刍议——对外事务实践的视角》，载《比较法研究》2002年第1期。围绕推进大湾区框架协议真正发展出一个规则体系，而非只有根本和基干，内地方面可以更加充分地利用深圳、珠海已有的经济特区立法权。

就中央特区关系而言，最实质的法定权力是中央方面的宪法基本法解释权、对特区高级公职人员的任免权以及对特区政府的监督权。第五条第四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但两基本法的其它地方也对此有规定。一方面，这当然是因为广东省以及深圳、珠海的地方政府并无自行向港澳出租土地之权。

在大湾区规则体系中，中央特区关系集中体现为统一适用的宪法条款，而内地港澳关系则体现为跨域合作协议及其附属文件。真正能够持续增加的统一适用规则，主要是跨域合作协议及其附属规范性文件。两基本法对特区立法机关的立法权则有一定限制，均要求涉及政府政策议案，在提出前必须得到行政长官的书面同意。建设大湾区，应当在维护中央特区关系的前提下，更加着力地处理好过去比较遭到忽视的粤港澳三地间内地港澳关系。

按照一国两制和大湾区规划纲要的要求，港澳法律本无作出重大改变的必要。当然，在香港特区行政主导制度设计的现实效果未必如此理想。

如果存在下级人大可以行使而全国人大不能行使的某项莫名其妙的权力，那么全国人大就不能在逻辑上被称为人民代表大会中的最高者。3.大湾区规则体系尚待完善当前，大湾区的规则体系的根本和基干均已具备，但缺乏枝丫和花叶，远未成型。

[22] 参见黄明涛：《普通法传统与香港基本法的实施》，载《法学评论》2015年第1期。广东省成为大湾区框架协议签署四方之一是必然的。特别行政区行政机关的高级公职人员由中央政府任命。[34] 参见朱景文：《欧盟法对法律全球化的意义》，载《法学》2001年第12期。而立法会可以通过制定主体法例将相关附属法规废除。而为了完善大湾区治理结构，在维护中央权威的同时，可考虑进一步明确广东省作为内地方面代表的地位和作用，使中央政府（部门）更好地扮演监督者和协调者角色。

两协议各自包括一些补充协议和子协议。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一条、澳门基本法第一百三十六条分别规定特别行政区可以中国香港或中国澳门名义，单独地同各地区签订经济、文化类协议。

[11] 参见仪浩：《重温邓小平一国两制论述的哲学思想》，载《港澳研究》2016年第3期。[17]正如王振民、孙成的研究所指出，虽然香港法院适用宪法的情况不乏实例，但都集中于特定案件或特定问题上，并未在宪法审查这一典型形态上适用过宪法。

但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此处扮演的角色，与其他三方以及CEPA协议中的商务部，毕竟不同。中央政府部门和澳门特区政府签订的内地与澳门间跨域合作协议比较少。

但中央政府是行政机关，如果希望由司法性质的中立机关出面解决，也许可以探索进一步发挥位于大湾区的最高院（第一）巡回法庭的作用。大湾区建设也始终需要中央政府部门的监督和协调。在最近的《反蒙面规例》案诉讼中，特区立法会所拥有立法权的性质和范围成为争点之一依照时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张晓明所作《关于对＜关于批准＜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设立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的决定（草案）＞的说明》，根据香港基本法第二条、第二十二条第四款、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七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等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本就有权实行单独的出入境管理制度，管理特区土地，制定经济政策。

在此之前，2000年1月7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香港特区环境保护署作出《内地与香港特区两地间废物转移管制合作安排》。人们经常将这两对关系混为一谈。

[16]时至今日，我们仍不能简单地否定他们的看法，但也许可以对他们的解说更做展开。与此相比，维系内地港澳关系的治理机制，即区域合作，在研究和实践中尚处于摸索推进的状态。

[40]早在回归初，香港特区政府就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发函授权，开始自行和其他国家签订双边条约。柯静嘉本人认为，港澳特区与内地签订跨域合作协议，本是基于基本法第二十条之规定。

可见，广东省和港澳特区政府是协议的真正执行者。诚如林彦所说：经济特区不再是改革的唯一实验场。[18] 王振民、孙成：《香港法院适用中国宪法问题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4期。邓小平是中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分析问题的哲学框架是且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

另一个可供考虑的方案是恢复广东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经济特区法规之权，在大湾区内地部分（珠三角九市）实施。大湾区框架协议的签约方增加了广东省政府，这一现象凸显了大湾区治理结构的特殊之处。

澳门特区的行政长官、主要官员、立法会主席、终审法院院长、检察长在就职时还必须宣誓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法的这两个条款不是对港澳处理内地港澳关系的授权。

[48]若特区立法会以制定法律的方式推翻协议附属规范性文件，特区政府应当依照香港基本法第六十四条、澳门基本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遵从执行。[14] 法制协调可能表现为法律统一、制定法律冲突法和协同立法等形式，参见陈欣新：《大湾区框架内澳门与珠海法律衔接与协同立法》，载《港澳研究》2020年第1期。